用胶片记录生活的美好

　　Eric Leleu 来自法国最北部， 在上海生活了12 年，很快将要返回法国。他买下了自己镜头下的法国老太太弗朗索瓦兹(Françoise)的咖啡馆。弗朗索瓦兹已经67 岁了，到了退休的年纪。

　　Eric 的中文名字叫陆芦。他说自己从小在农场长大，所以特别需要空间。他喜欢做摄影师，因为这样可以像在农场里一样自由地跑来跑去。他在法国里昂的高等商学院读了5 年工商管理，并不是摄影科班出身，所以他来上海找机会。他跟自己约定，先给自己一年“CDD 短期合同”，再续一年“CDD 短期合同”，直至在上海呆到第五年，他知道可以给自己一份“CDI 无期限合同了”。

　　2 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在上海黄陂南路751号与他聊天。

　　你买下了《弗朗索瓦兹家》(Chez Françoise )系列作品中出现的那家咖啡馆?

　　在我拍摄这一系列照片的时候，弗朗索瓦兹家的咖啡馆还在营业，但我知道那里很快就会停业。所以，去年七月，我们在那家咖啡馆举办了一个“在原位”(insitu)的摄影展，有点像是咖啡馆最后一段时光的记录。咖啡馆所在的村庄Guesnain距杜埃市(Douai)5 公里，距里尔市(Lille)35 公里，我就是在这一地区长大的。这里有几分19 世纪的感觉，我希望这一系列能为这个有点“古早味道”的咖啡馆做些记录。我买下了咖啡馆，计划改造成一家文化咖啡馆，还包括展览空间、杂货铺和迷你啤酒屋，一个世纪前我家祖上就在这一地区酿造啤酒。

　　你想实现的其实是一整套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对，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，自给自足，在地化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同时也动手工作。我甚至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一种“政治的行动”，我想给人们提供一种替代大众传播与消费的方式：来喝一杯咖啡或啤酒，畅所欲言地聊一切——政治或是园艺。在这里，年轻人和年长者相遇，干部们和工人们相遇，这是一种混杂的社会生活。今天我们虽然有微信、facebook，但村镇和城市的情况不太相同，人们不那么容易相互认识。

　　12 年前你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吗?为什么是上海?

　　来上海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跟友谊有关，我最好的朋友当时在上海。第二个原因跟哲学有关，我来上海时25 岁，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去一个文化、思维方式都与欧洲迥然不同的地方开拓视野。我20 岁时在印度参加过一个NGO 组织的人道主义项目，我们当时造了一个养鱼池来帮助流浪儿童，自此之后，我就一直想要重回亚洲。第三个原因出于机会主义、实用主义，我本身不是摄影科班出身，但又梦想做摄影师，我当时认为在上海起步肯定比在巴黎容易，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处在上升期，机会很多。

　　聊聊《字幕》(Subtitles )这个系列吧，它分3 个篇章，创作过程是变化渐进的吗?

　　没错。创作的起点源自一个“发现”，那时我来中国已经5 年，我发现身边到处能看到尺幅巨大的宣传横幅。无论横幅尺寸还是鲜红的颜色都很“暴力”，红色让人想到鲜血和热忱。长久以来，我每天看到它们，也很想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，但一点都看不懂，这是一个悖论——如今我会讲一些中文，但不会读写。另一个悖论是，宣传横幅虽然无处不在，视觉效果又极其强烈，但我发现中国人其实也不怎么关注它们。这些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这个系列作品被命名为“字幕”，因为我本身就需要“字幕”的帮助来理解它们。我开始“盲拍”这些横幅——也就是说，我拍摄时并不知道横幅上的标语写的是什么，我只是在做记录工作，之后再找人翻译。第一个记录的阶段在2010 年上海世博会之前，大约持续了两年。我在夜间用闪光灯拍摄，我觉得这种拍摄方式有点“外国间谍”的感觉，有点“不合法”的意味。因为这些标语是中国文化的产物，是中国政府在对中国老百姓讲话，和外国人没有关系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我好像在探索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些东西，一些“秘密”，这是《字幕》的第一章“权威”(Authority)。